2018年6月14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汉藏佛学研究中心和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联合主办的“多罗那他的遗产：觉囊派教法、艺术的传承和诠释”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召开。
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教授沈卫荣、藏传佛教觉囊派第47代法主暨中国人民大学汉藏佛学研究中心学术顾问阿旺更嘎·健阳乐住仁波切、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索罗宁教授、原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毕华研究员、故宫博物院罗文华研究员、中央党校靳薇教授、著名作家、原中国藏学出版社主编马丽华女士、清华大学中文系吴娟副教授、四川省阿坝州文联主席巴桑女士、壤巴拉传习所上海基地金泽工艺社社长梅冰巧女士等与会。

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教授沈卫荣
据会议学术主持人沈卫荣教授介绍说，2013年，中国人民大学汉藏佛学研究中心曾经编译、出版过一部题为《他空见与如来藏：觉囊派人物、教法、艺术和历史研究》的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和中国藏学出版社联合出版），这是国内出版的第一部综合研究藏传佛教觉囊派之历史和教法的作品。此后几年来，中国人民大学汉藏佛教研究中心的老师和学生们依然继续在推进在国内学界相对不受重视的觉囊研究。这次会议是对近年觉囊研究新成果的一次检验。对此，作为觉囊派传人的健阳乐住仁波切对学者们近年来对觉囊教法、艺术、医学、音乐等所作的整理、挖掘和研究表示深切的感谢，希望学者们今后能与四川壤塘的觉囊派的僧团开展更多的学术交流和合作，将中国的觉囊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境界，并成为国际佛学研究中的一个令人瞩目的学术课题。

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的闫雪博士
这次会议由七场学术报告组成，报告人都是曾经在中国人民大学汉藏佛学研究中心学习过的青年学者。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的闫雪博士的报告题目是《甘丹彭措林寺大经堂壁画的图像与布局——兼谈寺院建造的宗教理念》，她的报告对西藏拉孜县觉囊沟入口处甘丹彭措林寺大经堂壁画图像进行了具体辨识，并总结了大经堂四十铺壁画的布局特点。闫雪博士此前的研究已经指出这些壁画是根据觉囊派笃布巴祖师所定的二十部了义经典，以及《时轮根本续》、《文殊根本续》和佛传的内容所绘，此次报告则在其前期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细致地对比这些壁画图像与各经典内容的异同之处，揭示这些壁画与经典之间的转换方式和特点。同时，她还综合先前对于集会大殿壁画及寺院建筑格局的研究，总结了觉囊祖师多罗那他设计建造甘丹彭措林寺的宗教理念。

德国慕尼黑大学印度学博士、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研究员孟瑜博士
德国慕尼黑大学印度学博士、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研究员孟瑜博士的报告题目是《文本、图像及其源流：以夏鲁寺回廊佛传壁画为中心》，她首先指出绘于14世纪的夏鲁寺一层回廊的壁画是依据元代西藏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三世活佛让琼多吉（1284-1339）的《佛陀一百本生传》，该佛传虽被称为“一百本生”，但实共包含101品，其中前100品为佛陀生前的故事，即佛本生；第101品《一切义成菩萨本生》虽被称作“本生”，然却涵盖了佛陀自诞生直至涅槃的内容，因此是一篇完整的佛传故事。进而孟瑜博士旁征博引，通过文本与图像的对比分析后认为：一，西藏佛传文献多来自外埠，但融合程度和融合方式并不相同；二，西藏佛传图像有些可与印度中亚地区相比对，但也有本地的自由发挥。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姚霜同学的报告题目为《庄严相好：汉藏艺术量度经典的文献解读》，其研究对象是《佛说造像量度经解》（大正藏Taisho 1419）这一部在汉传佛典当中唯一能找到的关于佛教造像度量的文本，由清代著名蒙古学僧工布查布于1742年译出。从这一文本出发，姚霜同学利用佛教语文学的方法，在汉藏文本对勘的基础上勾稽爬梳，指出工布查布翻译的这部量度经严格说来不是一部翻译作品，而是一部学者式的编译作品。译者采用了多种藏文文献资料，形成一个基础的骨架，同时在内容注解和释论中掺入了大量其他文本中的相关内容，形成了一部混合式的编译作品。基于已知的工布查布的其他翻译作品，姚霜同学对工布查布为何费力来编译这一文本提出了大胆和合理的猜想。
现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博士后研究员的陆辰叶博士发表了题为《多罗那他〈七系付法传〉中的传承脉络研究》的报告。《七系付法传》是明代觉囊派高僧多罗那他仅次于其《印度佛教史》的另一部重要佛教史著作。在这部作品中，多罗那他描述了59位印度大成就者们的生平与谱系，以及通过这些师资相传所形成的谱系与藏传佛教几大教法传轨之形成的历史。陆辰叶博士利用佛教语文学的方法，细致地解读和分析了多罗那他这部珍贵的藏传佛教史类作品，清晰地勾勒出了“大手印教授”、“拙火”、“羯磨手印”、“光明教授”、“生起次第传承”、“辞句传承”、“别传口诀传承”等七系传承。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讲师杨杰博士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讲师杨杰博士的报告题目是《工珠仁波切所造〈他空大中观见地引导〉说略——兼论他空见的多样性》，他首先简要介绍了工珠仁波切的生平，进而指出工珠仁波切所造《他空大中观见地导引·无垢金刚月光》这一文本的特殊性在于他空见之见地抉择与实修结合。随后依次列举觉囊、噶举和宁玛派之“他空见”思想之形成、发展的脉络及其异同。通过对大量相关藏文文献的精读和比较研究，杨杰博士明确提出“他空见”的流传绝不仅限于觉囊派，而是已经渗透到藏传佛教的各个传承和教派之中，由此呈现出了复杂多元的样态。不同的教派对他空的阐释各不相同，甚至同一教派内不同时期的上师也有不同的阐释。因此，在‘他空’日益成为学术热点的今天，我们在讨论、研究他空时，应该对所处理的文本中所涉及的他空之历史与宗教语境、定义以及造论者对他空在其自身见地体系中所作之次第的判定具有足够清晰的认识。只有在此基础之上，人们才有可能分析自空与他空、不同他空之间的交涉与互动中所涉及的诸多微妙因素。如果忽视不同他空传规之间的差异性而将一己对他空的单一、片面、固化、刻板的认识投射到研究对象上，势必抹杀他空见在漫长历史进程中荡开的多元而富有生机的局面，从而在相关的人物、思想乃至一些宗派斗争事件的定位与评价上产生严重的误判。”

新晋成为北京大学外语学院博雅博士后研究员的索朗卓玛博士
新晋成为北京大学外语学院博雅博士后研究员的索朗卓玛博士做了一场题为《跨文化意义上的空行母研究》的报告。有着作为联合培养博士生在哈佛大学留学二年之经历的索朗卓玛博士，她对目前“空行母在东方，空行母研究在西方”这一奇特的状况感受颇深，于是把对在东西方不同语境中的“空行母”形象的比较作为自己用心研究的对象。她指出“空行母”在东西方所暗含的意义截然相悖，在东方“空行母”是一种女性神，是一种佛教的护法神，同时也是一种对女性密宗修行人的尊称，或者说是一种象征符号；而在西方空行母则被称为是“女权主义者的圣骑士”和“阿尼玛”。以上这种现象的出现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文化的位移”和“前理解”，空行母从东方语境向西方语境的位移，使其文化意义也随之发生了跨界和位移。自空行母西行的那一刻起，她所处的文化语境就已随之发生了改变，以致其本身也悄然发生了变化；西方学人因受西方世界特有的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以及伦理道德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导致空行母的文化意义在其被解读过程中发生了变异现象。这不仅是一种因为文化距离的遥远所造成的浅层次的误读现象，更是一种因为社会政治观念的不同、文化心理的差异以及伦理道德的相异而产生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解读偏差。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石美博士的报告题目是《从〈除偏私之暗〉看近代觉囊派高僧阿旺措尼嘉措的他空思想》，直接与近代觉囊派之“他空见”思想的变化和发展相关。阿旺措尼嘉措是来自壤塘藏瓦寺的一位学者型高僧，于近代觉囊派的发展史上颇有很大的影响。石美博士所研究的《大遍知所著宗义安立明义释——除偏私之暗》是措尼嘉措在1901-1904年间所造的一部对传为觉囊派祖师朵波巴上师所留下的一部关于内外宗义安立的偈颂体文本的释论。通过对这一文本的解读、翻译和研究，石美博士对措尼嘉措的他空思想作了如下的梳理和总结：“措尼嘉措调和中观应成见地，融入自宗他空大中观宗义体系；于显乘论著中，不再以‘如来藏的常恒、坚稳、不变’等去强调佛性的实体性趋向，转而去强调如来藏的胜义空性。并就这种胜义空性展开详细讨论。这样即从客观上淡化了如来藏的实体性特征。”

藏传佛教觉囊派第47代法主暨中国人民大学汉藏佛学研究中心学术顾问阿旺更嘎·健阳乐住仁波切
在上述这七场精彩的学术报告之后，与会专家学者还进行了一场气氛十分热烈的专题圆桌对谈，讨论在全球化这一背景下，怎样才能把我们正用心研究的这一甚深和广大的觉囊文化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怎样才能使觉囊文化与我们目前所处的这个时代相适应，使它能够为壤塘乃至整个藏区的发展做出特殊的贡献。对此，健阳上师表示，文化传承只有一个路径，那就是“好好学习”。觉囊派曾经被迫从后藏迁移到了四川，落户到了壤塘这样一个偏僻的山沟，要延续下来面临诸多困难。但是，在今天这个新的历史时期，觉囊之传统文化传统——包括仪轨、唐卡艺术、唱诵，梵乐、包括乐器的使用，以及医学等等——都得到了逐渐的恢复和发展。壤塘的佛教事业突破了种种障碍，以诸如开办传统文化传习所的形式，把觉囊传统的文化资源开放给当地群众，给当地群众谋得福祉。建阳上师表示，“作为现代人，我们不应该拒绝任何新的东西，我们要主动学习各种优秀的传统文化，只有把我们自己的文化继承好了、传承好了，壤塘和觉囊才能实现良性发展。”作为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先进保护个人，健阳仁波切积极建立唐卡学校、建立佛学院，为壤塘县找到了一条适合壤塘之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中共中央党校靳薇教授
中共中央党校靳薇教授专门从事边疆的发展和援助多年，深知单纯依靠政策而没有良好的发展模式，中国边疆和民族地区的发展就难以持久。她从国家政策层面出发对壤塘的发展给出了自己的评价，她认为对“壤塘模式”这个词汇的使用要慎之又慎，一来它容易被固化，二来还容易被捧杀，不如姑且使用“探索”一词更好。壤塘的探索如钻石般闪光，因为壤塘再也不是一个只通过国家和各省区给钱给物而“被发展”的一个典型，而是一个本土发展的主体，它是当地人正在谋求和努力的一种“内源性”的发展。有健阳上师这样的民族和宗教精英的推动和引导，同时又能得到壤塘县委、县政府和阿坝州委、州政府的大力支持，壤塘这个地方的持续发展将是可以预期的，而且这是一个十分宝贵的个案，壤塘经验具有普遍的意义，可以在全国各民族地区大力推广。
接着靳薇教授的话题，沈卫荣教授补充说：尽管目前藏传佛教在全世界的热度都很高，但是真要像健阳上师这样传播正法并不是一间容易做到的事情。一个地方、寺院曾经的辉煌和曾经出现的大师，都很难保证能够长期地维持下去。任何一位伟大的大师的教法、事业，后人都很难继承和发展，萧条易至，承续难为。沈教授说：“现在寺院是建成了，可是教法如何来传承呢？佛教的发展不能以辉煌的外表来衡量，而更应该注重其内涵，其实质，看是否有贤、善、成就的大师出现。在全球掀起藏传佛教热的同时，藏传佛教本身的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就愈发严重，如何使藏传佛教不变成万人热爱和期待的心理鸡汤，而能继续作为甚深广大、有学有修的正法传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正是健阳上师这样具有广大影响力的藏传佛教高僧所面临的一个巨大难题。为此，沈卫荣教授建议，为了能让觉囊派的教法既走向世界，同时又保持其本来的传统，能否让藏洼寺佛学院中的堪布走出来，与佛教学者们进行广泛的沟通和交流？例如，下一次我们出十个佛教学的博士，藏洼寺出十个堪布，让他们在一起学习、交流，这样不但能对中国的觉囊研究有巨大的推动，而且也会对觉囊派教法本身的进步和发展有巨大的推动。

四川省阿坝州文联主席巴桑女士
巴桑主席长期以来是连接中国人民大学和壤塘藏洼寺开展学术合作关系的桥梁，她强调当年把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教育实习基地建立在藏瓦寺对觉囊和壤塘的发展都起到了实实在在的推动作用，处于边缘的壤塘和觉囊文化目前在国内能有如此大的文化影响力实属难得，它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师生对于觉囊文化的研究和宣传密不可分。她感谢和肯定健阳上师对于壤塘模式的探索，指出健阳上师对文化的传承、对藏区群众的关照，对那些本来“没有机会”和“没有选择”的牧区年轻人的引导和支持，是壤塘模式能够成功的重要原因。

故宫博物院罗文华研究员
随后罗文华研究员就藏传佛教艺术在当代的发展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介绍说，早在17世纪以后，藏传佛教艺术的中心就从卫藏地区转到了安多和康巴地区，特别是安多地区，几乎每一个比较大的村子里的每个寺庙都有自己独特的艺术传统，比卫藏地区活跃的多，很多偏远的藏区依然保存着十分古老的藏传佛教艺术。随后，罗老师就目前西藏艺术和产业化相结合的问题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一，在西藏艺术“同质化”、“伪传统化”的问题上，不要为了传统而传统，不要标榜，要创新；二，文化创意都是从幼稚走向不太幼稚的。文化必须要回馈社会，不能给社会以回馈的文化就是死文化。要把文化变成一个产品，要让普罗大众都得以享用。要让文物活起来，融入新的设计理念，从而使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社会；三，把继承和创新相结合。文化产品真正的创造是留下了藏文化，但不是传教，也不是一种符号，而是一种内在的东西。
杨杰博士就学术研究要加强学者和学僧之间的合作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藏文典籍浩如烟海，要启动藏传密教研究，或者加深对觉囊派之他空思想的研究，学院内的学者们必须放下身段，向佛教传统的持有人、实修者，学习原汁原味的东西。藏传佛教依然是一种活着的传统，对它的研究不能仅仅依靠文本，佛教学者们和有实际修行的人之间，应该建立起一种长期的交流和合作机制，只有如此，学术和其对象之间才能可以互惠互利，把研究深化。

对谈结束时，沈卫荣教授总结说，藏传佛教传统能否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展，这不单单是一个宗教问题，而是与探寻当代藏区发展道路密切相关的一个大问题。宗教发展必须与社会主义现实的进步和发展相适应，藏区宗教和文化的发展必须要完成自身造血功能的完善。壤塘和觉囊在这方面为全藏区的发展树立了一种可借鉴的典范，找到了一条深度贫困地区文化扶贫、文化传承的道路，其经验值得我们去进一步的调查、总结和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