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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倒转一千年，见破邪显正
最近偶阅黄启江著《北宋佛教史论稿》，颇有感触，愿与大家分享。本书是从历史学家的观点，论述北宋时期统治者与佛教之互动关系、佛教发展的条件与过程、儒释之间的相对与相融等，所考证及引述的材料相当丰富。对于有兴趣研究佛教史的人来说，不失为相当有价值的著作。而对于修学佛法的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从那个时代佛法传扬的状况来反观今日。期间相隔近千年，历经多少时空变异流转，但场景却如此相似，不禁感叹：众生执迷于妄心，不断轮转生死；莫说一千年，再一劫乃至十劫，若不得正法，仍在其中执迷轮转，诚可悲悯。
首先可从书中了解时代背景。历代佛教之兴衰，与帝王崇尚或贬斥佛教息息相关。以唐、北宋两代佛教发展情形相较，可见一斑。论者虽谓唐之建国者，为正其法统，尊老子为李氏之宗，奉道教为其国教；然唐代诸帝多尚儒崇佛，尤其太宗晚期开始支持佛教，高宗、武后等绍继其后，敬奉佛法，佛教之地位遂日渐高涨，佛徒日众，佛寺数量大增，高僧大德接踵而出。虽后经唐武宗、周世宗之抑佛禁佛，但到宋太祖建国后立即解除禁佛之令，至宋太宗之时更锐意兴佛，一时佛教发展鼎盛，各方丛林林立。然则在此鼎盛表相之后，亦隐含了二大危机，其一为朝廷部分士大夫或大臣崇儒抑佛，知名者如欧阳修、司马光、程颐、程颢等人，因而导致有张商英之护法，且不谈论；更重要的危机是由于大乘佛教甚深极甚深，虽各禅宗人才辈出，但终有不得人之时，致了义正法失传，而沦为各自以宗旨自封，传扬不了法义，因而导致当代二位极有影响力的高僧大德──契嵩与惠洪──出而破斥。谨分别将其论述摘要如下：
一、契嵩：契嵩是北宋禅宗云门支派的一位杰出僧侣，也是中国史上第一位向皇帝﹙宋仁宗﹚上，强调佛道与王道一致的僧侣，他恳请皇帝支持佛教，并诏敕将他的《辅教编》编入《大藏》。契嵩在当时朝廷有众多官员扬儒抑释的背景下，以其会通释儒之苦心，来传扬佛教，贡献至巨。他在其著作《要义》于“摩诃般若”一段详析慧能独尊般若之因：【禅般若波罗密自然而生。又曰：一波罗密中相应修行，具诸波罗密。又曰：言禅则最大如王，无所不摄，佛百八三眛云云尽在禅中。慧远法师《禅经序》云：三业之兴以禅智为宗，然禅则寂，智则照，禅智寂照实一理也。寂则其体，照则其用，非体安得有用？非用安得见体？体用相需而不可相离也。故大鉴发明禅宗而必推般若，此意也。】这段话不仅表现契嵩对慧能的理解，更显示契嵩深知“圣人之道非般若不明不成”，了解禅宗之根源及道理。他并主张禅宗应该有修有证，而且要“正修正证”，他对当时各派“宗旨自封”有如下评论：【呜呼！今吾辈比丘，其所修戒、定、慧者，孰不预释迦文之教耶？其所学经、律、论者，孰不预乎八万四千之法藏乎？乃各私师习，而党其所学，不顾法要，不审求其大宗正趣，反乎达摩祖师之所传者，谓不如吾师之道也，是不唯违叛佛意，亦乃自昧其道本，可叹也夫！】由以上契嵩对当时禅宗不如法传扬的乱相之斥，观之今日，我正觉同修会同修们必可深会而感同了。
二、惠洪：依据本书作者考证，惠洪很可能是最先使用“邪师”一词来批判北宋晚期的禅宗。而身为临济宗真净克文的高弟，他批判的对象，应当包括当时曹洞宗及部分临济宗禅徒。因为他根本反对专主“口耳传授”而弃文字经教于不顾之做法，更鄙夷迷信施用棒喝、呵祖骂佛之接引与传授方式。而他所称的“邪师”，都是只懂“直问直答”，而不能体会祖师深意的伪冒之徒。他曾说：“近世邪师相与传授，谓无有悟，但直问直答，谓之于法中不生异见。纷然棋布名山、称嗣祖。沙门学者，例无英气，往往甘心屈伏，每为之流涕”。惠洪又言：“以苟认意识为智证，为师者之门，望见以轻慢之心萌矣。非特然也，又执己是，而去取诸方，贱目睹而尊信传说，故不见至道之大全、古人之大体”。大慧宗杲禅师也曾说：“近年以来有一种邪师，说默照禅，教人十二时中，事事莫管，休去歇去；不得作声，恐落今时。往往士大夫为聪明利根所使者，多是厌恶闹处，乍被邪师辈指令静坐，却见省力，便以为是，更不求妙悟，只以漠然为极则。……今时邪师辈，多以默照静坐为究竟法，遗误后昆，山野不怕结怨，力诋之。”惠洪从未道出此类“邪说”之名，但是从他所举之例来看，这些“邪说”之论道皆是“世间义理之论”，皆不离意识境界，而惠洪认为【义理者心之尘垢也，其去佛道不啻如百亿天渊】。
惠洪意识到禅门正宗之危机，乃奋然而起，大声疾呼。一方面鼓励有道之禅侣出来扶宗救法，一方面挥其如椽之笔，表扬夙昔之典型。以过去及当世大禅德求法、悟道之过程为主题，作《禅林僧宝传》一书，让新生代之禅学者得以深识前言往行。除了以上的破邪显正外，惠洪也是“禅教合一”观的推广与实践者，他综合“教乘”与“宗门”，正与我正觉同修会不谋而合。宝觉祖心禅师于元佑年中说法于江西临川，也认为要先教乘而后禅，他曾说：“三乘十二分教，还同说食示人，食味既因他说，其实要在自己亲尝。既已亲尝，便能了知其味，是甘是辛、是咸是淡。达摩西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亦复如是。真性既因文字而显，要在自己亲见，若能亲见，便能了知目前是真是妄，是生是死。既能了知真妄生死，返观一切语言文字，皆是表显之说，都无实义。”我正觉同修会已悟同修，阅此是否无比亲切呢？
简略介绍以上二位当代高僧后，返观今日佛门情境，不也如此类似！表面上佛教发展鼎盛，实际上，各大山头林立，其传授禅法要皆不离意识心，口说阿含涅槃、般若中观、唯识种智，实则是误解阿含、错会中观、不解唯识，如是名为误导众生同入歧途，正如永平道元禅师云：“自解未立以前，偏专己我之心，滥教他人，招堕邪境。可哀为师者未知是邪惑，弟子何为觉了是非乎？”今我正觉同修会破邪显正之举，一如当年契嵩、惠洪、大慧、道元等对邪见之破斥。众生不应见正法之师破斥他人，便起烦恼，当深思所破是邪耶？所显是正耶？当深思破斥邪说之师所作所为，岂不是为救自己而担当了别人的恶口辱骂？若有人明确知大师之法真是邪说而不破之，任其继续误导众生，岂是我等佛子应有之态度？
最近偶阅黄启江著《北宋佛教史论稿》，颇有感触，愿与大家分享。本书是从历史学家的观点，论述北宋时期统治者与佛教之互动关系、佛教发展的条件与过程、儒释之间的相对与相融等，所考证及引述的材料相当丰富。对于有兴趣研究佛教史的人来说，不失为相当有价值的著作。而对于修学佛法的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从那个时代佛法传扬的状况来反观今日。期间相隔近千年，历经多少时空变异流转，但场景却如此相似，不禁感叹：众生执迷于妄心，不断轮转生死；莫说一千年，再一劫乃至十劫，若不得正法，仍在其中执迷轮转，诚可悲悯。
首先可从书中了解时代背景。历代佛教之兴衰，与帝王崇尚或贬斥佛教息息相关。以唐、北宋两代佛教发展情形相较，可见一斑。论者虽谓唐之建国者，为正其法统，尊老子为李氏之宗，奉道教为其国教；然唐代诸帝多尚儒崇佛，尤其太宗晚期开始支持佛教，高宗、武后等绍继其后，敬奉佛法，佛教之地位遂日渐高涨，佛徒日众，佛寺数量大增，高僧大德接踵而出。虽后经唐武宗、周世宗之抑佛禁佛，但到宋太祖建国后立即解除禁佛之令，至宋太宗之时更锐意兴佛，一时佛教发展鼎盛，各方丛林林立。然则在此鼎盛表相之后，亦隐含了二大危机，其一为朝廷部分士大夫或大臣崇儒抑佛，知名者如欧阳修、司马光、程颐、程颢等人，因而导致有张商英之护法，且不谈论；更重要的危机是由于大乘佛教甚深极甚深，虽各禅宗人才辈出，但终有不得人之时，致了义正法失传，而沦为各自以宗旨自封，传扬不了法义，因而导致当代二位极有影响力的高僧大德──契嵩与惠洪──出而破斥。谨分别将其论述摘要如下：
一、契嵩：契嵩是北宋禅宗云门支派的一位杰出僧侣，也是中国史上第一位向皇帝﹙宋仁宗﹚上，强调佛道与王道一致的僧侣，他恳请皇帝支持佛教，并诏敕将他的《辅教编》编入《大藏》。契嵩在当时朝廷有众多官员扬儒抑释的背景下，以其会通释儒之苦心，来传扬佛教，贡献至巨。他在其著作《要义》于“摩诃般若”一段详析慧能独尊般若之因：【禅般若波罗密自然而生。又曰：一波罗密中相应修行，具诸波罗密。又曰：言禅则最大如王，无所不摄，佛百八三眛云云尽在禅中。慧远法师《禅经序》云：三业之兴以禅智为宗，然禅则寂，智则照，禅智寂照实一理也。寂则其体，照则其用，非体安得有用？非用安得见体？体用相需而不可相离也。故大鉴发明禅宗而必推般若，此意也。】这段话不仅表现契嵩对慧能的理解，更显示契嵩深知“圣人之道非般若不明不成”，了解禅宗之根源及道理。他并主张禅宗应该有修有证，而且要“正修正证”，他对当时各派“宗旨自封”有如下评论：【呜呼！今吾辈比丘，其所修戒、定、慧者，孰不预释迦文之教耶？其所学经、律、论者，孰不预乎八万四千之法藏乎？乃各私师习，而党其所学，不顾法要，不审求其大宗正趣，反乎达摩祖师之所传者，谓不如吾师之道也，是不唯违叛佛意，亦乃自昧其道本，可叹也夫！】由以上契嵩对当时禅宗不如法传扬的乱相之斥，观之今日，我正觉同修会同修们必可深会而感同了。
二、惠洪：依据本书作者考证，惠洪很可能是最先使用“邪师”一词来批判北宋晚期的禅宗。而身为临济宗真净克文的高弟，他批判的对象，应当包括当时曹洞宗及部分临济宗禅徒。因为他根本反对专主“口耳传授”而弃文字经教于不顾之做法，更鄙夷迷信施用棒喝、呵祖骂佛之接引与传授方式。而他所称的“邪师”，都是只懂“直问直答”，而不能体会祖师深意的伪冒之徒。他曾说：“近世邪师相与传授，谓无有悟，但直问直答，谓之于法中不生异见。纷然棋布名山、称嗣祖。沙门学者，例无英气，往往甘心屈伏，每为之流涕”。惠洪又言：“以苟认意识为智证，为师者之门，望见以轻慢之心萌矣。非特然也，又执己是，而去取诸方，贱目睹而尊信传说，故不见至道之大全、古人之大体”。大慧宗杲禅师也曾说：“近年以来有一种邪师，说默照禅，教人十二时中，事事莫管，休去歇去；不得作声，恐落今时。往往士大夫为聪明利根所使者，多是厌恶闹处，乍被邪师辈指令静坐，却见省力，便以为是，更不求妙悟，只以漠然为极则。……今时邪师辈，多以默照静坐为究竟法，遗误后昆，山野不怕结怨，力诋之。”惠洪从未道出此类“邪说”之名，但是从他所举之例来看，这些“邪说”之论道皆是“世间义理之论”，皆不离意识境界，而惠洪认为【义理者心之尘垢也，其去佛道不啻如百亿天渊】。
惠洪意识到禅门正宗之危机，乃奋然而起，大声疾呼。一方面鼓励有道之禅侣出来扶宗救法，一方面挥其如椽之笔，表扬夙昔之典型。以过去及当世大禅德求法、悟道之过程为主题，作《禅林僧宝传》一书，让新生代之禅学者得以深识前言往行。除了以上的破邪显正外，惠洪也是“禅教合一”观的推广与实践者，他综合“教乘”与“宗门”，正与我正觉同修会不谋而合。宝觉祖心禅师于元佑年中说法于江西临川，也认为要先教乘而后禅，他曾说：“三乘十二分教，还同说食示人，食味既因他说，其实要在自己亲尝。既已亲尝，便能了知其味，是甘是辛、是咸是淡。达摩西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亦复如是。真性既因文字而显，要在自己亲见，若能亲见，便能了知目前是真是妄，是生是死。既能了知真妄生死，返观一切语言文字，皆是表显之说，都无实义。”我正觉同修会已悟同修，阅此是否无比亲切呢？
简略介绍以上二位当代高僧后，返观今日佛门情境，不也如此类似！表面上佛教发展鼎盛，实际上，各大山头林立，其传授禅法要皆不离意识心，口说阿含涅槃、般若中观、唯识种智，实则是误解阿含、错会中观、不解唯识，如是名为误导众生同入歧途，正如永平道元禅师云：“自解未立以前，偏专己我之心，滥教他人，招堕邪境。可哀为师者未知是邪惑，弟子何为觉了是非乎？”今我正觉同修会破邪显正之举，一如当年契嵩、惠洪、大慧、道元等对邪见之破斥。众生不应见正法之师破斥他人，便起烦恼，当深思所破是邪耶？所显是正耶？当深思破斥邪说之师所作所为，岂不是为救自己而担当了别人的恶口辱骂？若有人明确知大师之法真是邪说而不破之，任其继续误导众生，岂是我等佛子应有之态度？
